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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农:《儒林外史》与科举制度

作者:admin来源:古诗词网时间:2016-06-03阅读:

一般都说吴敬梓(1701~1754)在他的《儒林外史》一书中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,无情地批判八股文,是伟大的写实主义巨著。而认真阅读原书,却不难看到作者并不反对科举制度,只是指出这个制度在实行中有许多弊端。他看出了当时儒林(知识界)中有相当一批人太不像话,非但不成其为社会精英,其素质更已低落到一般水平线之下,所以要写小说来讽刺他们,从而挽回世道人心。

这种情形很有点像俄国作家果戈理,他虽然拥护沙皇和当时的社会制度,但对于官场的腐败实在看不下去,所以要写喜剧《钦差大臣》来把他们讽刺一番。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看过这部戏的演出,当时很生气,但并未加以查禁,也没有去打击作者。一本传记说得好:果戈理“认为体制是好的,只是有时一些人不好。因此,不要改革社会,而是要改造具体的人”。(王新颖《果戈理画传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,第74页)吴敬梓的态度大抵类似于此。

《儒林外史》将儒一分为二:值得肯定、歌颂的正面人物是真儒,他们讲究“文行出处”;其中有些人表面上看去似乎不尽合于传统,那也只是与时俱进,各有其特别的活法,并未离经叛道。负面的乃是“伪儒”,儒家最为讲究的道德被他们彻底地糟蹋了,形象丑陋不堪。体制是好的,就是这些人不好。

同一切讽刺作品一样,这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反面人物。吴敬梓笔下的“伪儒”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:一是一味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八股小人,一是水平极其低下而附庸风雅的所谓文人,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道德低迷以至于败坏。这两类人同科举制度都有些关系,特别是前者,完全是通过科举考试爬上去的,但他们的堕落同科举制度本身并无直接关系。

例如书中的农家子弟匡超人,原是一个老实后生,“自小也上过几年学,因是家寒无力,读不成了”,跟着一个卖柴的客商由家乡乐清县去了省城杭州,在柴行里记账,后来那客商折本走人,匡超人流落街头,摆一个测字摊混几文钱糊口,无人测字时就拿出一本资深八股文选家马纯上先生新近编选的《三科程墨持运》来读,希望将来能走读书应科举的路子;而一想起生病在家的父亲就伤心流泪。此时的匡超人尚不失为一个忠厚有为的青年,虽在困苦之中,仍然不废学习进取。对此作者的态度是肯定的。

好心的选家马纯上马二先生见他是个孝子,又会写一点八股文(只是水平还比较低,“才气是有,只是理法上欠些”),便与他结为兄弟,仗义疏财,送他十两银子作为回家的路费,也好奉养父母。临别之际马二先生叮嘱说:“贤弟,你回去奉养父母之外,总以做举业为主;就是生意不好,奉养不周,也不必介意,总以做文章为主……假如时运不好,终身不得中举,一个廪生是挣的来的。到后头,做任教官,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。”八股专家马二的这一席话现在听上去固然十分陈腐固陋,而他为匡超人所作的人生设计在当时不失为一条正路。马纯上其人虽多弱点,但他的个人品质是高尚的。由此亦可见吴敬梓并不否定科举制度。

匡超人回了老家之后,一面做小本生意养家,侍奉生病的父亲,一面按马二先生的指教认真研读八股,终于感动了县太爷,叫他应试,不久便中了秀才。他老父亲临终前叮嘱他说:“侥幸进了一个学,将来读读书,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。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,德行是要紧的。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,极是难得;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过得顺利些,就添了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,改变了小时的心事。”这是极其重要的遗嘱,也是作者的点睛之笔。不管实行什么制度,“德行是要紧的”。可惜匡超人恰恰是一个德行由好变坏的典型。奖掖提拔他的清官李老爷遭到诬陷被罢官以后,匡超人受到牵连,不得已到杭州暂避,这时他完全变了一个人,同景兰江、支剑锋、浦墨卿等“斗方名士”一起鬼混,又结交了一个“把持官府,包揽词讼,广放私债,毒害良民,无所不为”的地痞奸棍潘三,学会了许多为真儒所不齿的勾当:盗名欺世,伪造公文,充当枪手,附庸风雅,并因此弄到大量的不义之财,还混到了一个老婆。用正当的手段去谋求功名利禄,实现个人的价值,而始终保持儒家主张的个人修养,这是吴敬梓完全赞成的。他笔下的正面人物,许多都是科举中人。问题不在科举制度而在人,在道德水平的高下。

潘三事发被捕后,匡超人吓得面如土色,逃窜到京城去躲避,却因祸得福,得以依附他的旧恩人李老爷(他的冤案已经平反昭雪,现在京中任职),此前他已补了廪,贡入太学;这时更隐瞒婚姻情况,停妻再娶,成了李老爷外甥女辛小姐的夫婿。后来他为了考教官,“回本省地方取结”,回了一趟杭州、乐清。这时他更不像样子了,满嘴牛皮,竟然说什么“此五省读书的人,隆重的是小弟,都在书案上,香火蜡烛,供着‘先儒匡子之神位’!”“先儒”专指已经去世的儒者,匡超人连这个都不懂,却大言不惭地一味替自己做广告。正统儒家讲究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(《中庸》),匡超人这两方面皆不可闻问,一无是处。

这时匡超人已经基本实现了先前马纯上为他设计的人生道路,但他竟污蔑自己深受其惠的恩人道:“这马纯兄理法有余,才气不足,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。选本总以行为主,若是不行,书店便要赔本。唯有小弟的选本,外国都有的!”先前马二先生指出过他的文章有才气而欠理法,现在他针锋相对地反攻过去,又显得似乎很懂出版界生意经的样子,其实已经沦为丝毫不知感恩、完全不顾廉耻的牛皮大王和骗子手。

吴敬梓笔下的反面人物,如贪官坏官王惠、周守备、江都知县之流,科举场中小人范进、张静斋、严贡生、卫体善、隋岑庵之类,纨绔子弟汤大爷、汤二爷,为富不仁的盐商万雪斋、宋为富,伪名士景兰江、支剑锋,骗子手张铁臂、洪憨仙、牛浦郎,势利小市民胡屠户,流氓权勿用,马屁精成老爹等等,无一不是道德沦丧的不堪之辈。作者描写这些人,深刻地暴露了当时的社会问题——尽管那时乃是所谓康(熙)乾(隆)盛世。鲁迅先生说得好,《儒林外史》一书“烛幽索隐,物无遁形,凡师官、儒者、名士、山人、间亦有市井细民,皆现身纸上,声态并作,使彼世象,如在目前”(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十三篇《清之讽刺小说》)。这样的小说,我们现在看去,似乎应当是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;而当时的评论家却深刻地指出,恰恰是这样暴露性的作品足以“振兴世教”(惺园退士《儒林外史·序》)。清朝文字狱很厉害,许多小说被清廷和地方政府查禁,而《儒林外史》从来不在其列。此中的道理,同沙皇并不否定《钦差大臣》是同一个道理。

与“伪儒”小人对立的是“真儒”君子。全书第一回“说楔子敷陈大义,借名流隐括全文”用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个王冕的形象,这位名士型真儒的光辉形象与历史上的王冕相去甚远,无非意在开门见山地树立一个道德文章的楷模。小说里的王冕“经史上的大学问,无一不贯通”,而又一味高蹈,不要功名利禄。王冕对于科举制度可能会产生的弊端深感忧虑,说是“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,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”。利禄之途既开,必有人以为唯此唯大。

但是科举制度的存在自有它的历史合理性,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制度能代替它。所以吴敬梓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都走过读书应试的道路,例如首席“真儒”虞育德二十四岁中秀才,四十一岁中举人,五十岁中进士,走完了科举的全程;然后出任南京国子监的博士。杜少卿是秀才,庄绍光应过征辟。问题不在制度,而在人,在人的道德修养。“文行出处”亦即士人的品德修养,乃是《儒林外史》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。

《儒林外史》中用十分郑重的笔墨描写虞育德博士为首的一批“真儒”以古礼古乐祭泰伯祠的盛典,正是要树立正面样板。小说的第三十六回“常熟县真儒降生,泰伯祠名贤主祭”,从这位“真儒”的诞生写起,一路写到祭泰伯祠的高潮,虽然艺术上并不能算成功,却流露了作者满腔的热情。小说借一个人物之口道:“看虞博士那般举动,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,已是被了他的德化,那非礼之事,自然不能行出来。”这正是孔夫子所说的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。主持泰伯祠祭典的另一位真儒庄绍光是杜少卿“所师事的人”,此公出身于书香门第,早有文名而未尝出仕,“闭户著书,不肯妄交一人”。他也曾应过皇帝的征辟,尽过君臣之礼,很快就复回故乡“著书立说,鼓吹休明”。这个人物的模特儿据说乃是吴敬梓敬佩的理学家程廷祚(1691~1767),其人早年信仰过颜元、李塨一派的学说,后倾向于程朱理学,终身未仕。首先倡议祭祠的迟衡山满口“礼乐兵农”,颜李学派的色彩更浓厚些。吴敬梓也讲理学,又接受过颜李学派的思想影响,所以也相当重视“礼乐兵农”这些实用的知识,而放在首位的则是德行。

《儒林外史》中还有一些人物不尽同于虞育德博士等纯儒,但仍然是道德高尚的。例如被称为“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”的杜少卿,他是不大看得起科举功名的,中过秀才以后就不再考了,甚至还装病不应征辟,就留在南京“看花,吃酒”,后来穷到卖文为生,仍然“心里淡然”。中国历来有这样的名士派文人,意态萧散甚至狂放,但并未违反基本道德,不过很有些儒道合一的气息而已。杜少卿最著名的一件事乃是携着他妻子的手游清凉山,吓得两边的游人目眩神摇,不敢仰视。这多少有些突破了传统的风习,但并不构成道德问题。他反对纳妾,笃于夫妇之情;又特别重视孝道,“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,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”,其人的道德仍然是传统的、高尚的。杜少卿的表叔庄濯江,早年同别人合伙经营典当,后来合伙人穷了,他就把自己的财产拱手相让,自己独自转徙经营十几年,“又自致数万金”,这样开拓型的商人,可谓儒商,也是正人君子。吴敬梓支持当时商品经济繁荣背景之前出现的这种新人,而这些新派人物仍然是道德高尚的,值得赞许。

吴敬梓的出身和教养都决定了他不会否定科举制度。他生于累代科甲的阀阅人家,不到二十岁就中了秀才,参加过几此乡试,未能中举;到三十六岁那年(乾隆元年丙辰,1736)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鸿辞科,他参加过省考,但因病未能正式入京应试,对此他是很有些遗憾的,到临去世的前一年即乾隆十八年(1753),他在《金陵景物图》之末,还郑重地自署“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辞……吴敬梓撰”,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,以此为荣。

吴敬梓没有也不可能否定科举制度,他只是痛恨在这个制度实行的过程中,有若干读书人忘记和违背了传统的道德,走上了邪路。惺园退士在《儒林外史》的序言中说,此书“善善恶恶,不背圣训”,“足以兴起观感,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”。这话虽然听上去似乎比较陈腐,其实合于原著的实际。世道人心,是每个时代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不关心的问题,这恰恰不是反对现行制度,而是从本质上支持政府,维护社会的稳定,希望有所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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